这说明行政权的享有主体从宪法上说是各级人民政府，而一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属于行政权的内部结构，不在整体上承受行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与在法体系建构过程中一样，在法体系吐故纳新的更新过程中，法释义学同样持续进行着逻辑一致的检视。正如评价法学所揭示的，这一原则是将法体系背后的价值脉络与体系构成要素之间的意旨关联，以一种清晰明了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而它也因此成为理解新的行政法体系及其各项要素的关键。
五、德国行政法体系建构与体系均衡的启示我国近代法制的整体建构和部门法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对外国法的借鉴。就法律原则而言，尽管行政法治依旧是现代行政法的主轴，但德国的行政法治在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变迁后已被重塑，原本狭隘且形式化的法治也因此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实质性内涵。换言之，法释义学的实践向度，使法体系在统一性和自足性之外，同样拥有柔软性和开放性，能够有效应对复杂多样、变动不居的现实挑战，并由此完成体系的更新和演进。[98]但随着形式化、制度化的行政行为逐渐暴露出抽象僵化的内在局限，并开始与持续更新的行政现实出现抵牾，法律关系在法体系再造方面的价值便获得越来越多的挖掘。德国现代行政法的体系化建构可以回溯到奥托·迈耶（OttoMayer，下文所称迈耶，如无特别说明，皆指奥托·迈耶）的时代。
[114]尽管在产生基础、内容构造、类型区分等诸多方面已有相当发展，但相比行政方式法释义学的形式化与制度化，法律关系法释义学仍在诸多方面需要系统性厘清和阐释。无论是行政行为作为抽象概念所具有的广泛涵盖性，还是内在的法技术功能，都尚不足以使其成为德国行政法体系的核心概念或是基础概念[57]。但在单一制国家中，法律保留事项的具体依据可以出现在宪法中，也可以出现在一般法律中，因为全国的立法权在来源上是一体的，中央立法机关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可以决定立法权的配置。
另外，纵向法律保留还可以被进一步延伸为中央立法保留。例如，《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行政违法行为立法纲要》（1980年）第12条第2款规定：本条第三至六项所列的行政处罚，只能由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文件规定，而行政拘留，只能由苏联的立法文件规定。该论述中涉及的与大政方针保持一致和市场经济统一亦与前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相吻合。如，宪法所创设的基本权利只能由宪法概括授权法律或地方性法规剥夺，但法律不能再次概括授权地方性法规剥夺宪法创设的基本权利。
物权法定也有利于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否则同一名称的物权在不同法官处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司法审判将无法进行。事实上，目前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中也确实含有部分中央事务。
第三，在联邦制下，联邦专属事务范围由联邦宪法确定，而在单一制下，保留范围不限于宪法的具体规定，法律也可以对保留范围进行补充规定。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地方立法机关在市场监管、邮政管理、电信管理等领域进行立法，以补充中央立法的规定。根据该款，中央统一领导是前提，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破坏中央统一领导。但不同措施所剥夺的权利性质不同，其中有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也有普通法律乃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所规定的权利。
再比如，与政治统一密切相关的财税制度也涉及市场统一的问题。目前，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发达地区，而发达地区的税收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反哺欠发达地区。之所以在我国要将刑罚、税收、自然资源等制度的法律保留归因于政治统一需要，除了前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影响外，还因为这些制度对我国这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的政治统一有不可忽视的功能。现实中，采用纵向法律保留模式的国家通过宪法、地方自治法或其他单行法律规定了大量法律保留条款。
有学者将此归纳为组织权力的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该模式不是要在保留主体和保留所针对主体之间进行彻底的权力划分，而只是要实现领导者对从属者的权力控制。
该现象虽然并不绝对，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集权的特点。[32]参见蔡秀卿：《地方自治法》，三民书局2009年版，第201页。
在需要的情况下，中央立法机关甚至可以向地方立法机关作概括授权。因此，我国《宪法》第1条中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的规定即在规范上要求我国在许多方面采取严格的纵向法律保留立场。[1]该理念在各个具体领域的法律保留理论建构中均有体现。[3]在这一原理下，我们可以继续推导出对司法制度进行法律保留的必要性，因为诉讼和仲裁程序对于基本权利的实现也是重要的。将上述重要社会治理工具保留于中央立法机关有助于在发展不平衡阶段有效维持国家统一，并维护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29]故诸如安全生产、劳动者保护等事务在美国均属于州际贸易事务。
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我国的立法机关拥有全面而广泛的立法权，不需要通过概念的扩张来增加立法领域。一方面，人身自由、通信自由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需要中央立法保留。
如，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而制定的《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等即起到了预先试验的作用，为未来全国性立法的制定积累了宝贵经验。不过，由组织自行决定并不意味着由地方组织自行决定。
[19]《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另外，从世界范围内观察，纵向法律保留存在严格与不严格两种模式，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求在部分领域采用严格的法律保留模式。
其中，个别规范在横向保留和纵向保留中通用，规定权力配置的具体情形。[24]张世诚：《立法法的基本原则及立法权限的划分》，载《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4期，第3页。以上关于纵向法律保留范围的一般规范理论亦可被称为是一种重要性理论，但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发展出的针对横向保留的重要性理论不同。参见步超：《论美国宪法中的行政组织法定原则》，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2期，第332-353页。
这些规定为清晰划定法律保留的范围提供了标准，但它们在被适用时仍然存在诸多争议。[28]当然，各国对市场统一的范围可能存在不同理解，如美国联邦宪法上规定的州际贸易行为在实践中被认为既包括交易行为，也包括生产行为。
完全禁止中央立法机关在此方面向地方立法机关作概括授权，也不符合《宪法》第3条第4款中关于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要求。另外，仅强调民主的保障可能无法有效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立法法》第12条仅允许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部分法律保留事项授权给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而未规定可将这些事项授权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并且，保护私有财产意味着对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进行限制，故此方面事项由法律保留规定并无不当。
另如日本《地税法》第3条第1项规定：地方公共团体对地方税的种类、课税客体、课税标准、税率进行规定时，应通过该地方公共团体的条例进行。苏联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不存在联盟针对加盟共和国的法律保留，但这并不妨碍苏联在分权制度下要求基本权利的限制由联盟立法规定。第84条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之条件作依据。强调法律规定意在突出法律作为直接规范依据的地位，体现了条文的具体性，故其中的法律应作狭义理解。
但在这些国家中，诸多与政治统治相关的事务并未被认为具有政治意义，也没有完全由联邦或中央立法机关掌握。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说，由于地方立法本身不具有宪法上的固有权力内容，中央立法权可以实现领域和内容的全面覆盖，也即法律可以选择保留一切事务，且针对保留事务不进行任何授权，如此又可以形成高度集权的立法体制。
[21]参见向立力：《地方立法发展的权限困境与出路试探》，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期，第70页。立法权在单一制政治体中的一体性和全面性使中央立法机关可以通过法律形式对央地立法关系进行调节，并就法律保留事项自行立法或授权地方立法机关制定地方立法规则。
奥托·迈耶对德国法上法规命令的定位即从属于法律[10]，而非独立于法律。而诸如安全生产、劳动者保护等事务与市场交易、流通并不直接相关，不需要由中央立法保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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